商务部驳斥世行“中国对外资限制最多”报告

简言之，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权利平等原则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敌人被剥夺了立法权，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人民在法律上平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⑤。

英国议会履行着不同的职能并且扮演着不同的角色。Michael Moran,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in the UK, p. 83. 在The Reform of Parliament(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4)一书中，一位著名的政治学教授Bernard Crick，提出了类似宣言一样的某些建议。

欧洲议会民选立法者的作用是以公开、民主的程序通过法律，并向欧盟官员和政府问责，但真正的权力并不由他们掌控。在18世纪和19世纪，许多首相都是上院在任的贵族，其原因在于，就财富和社会地位而言，这些贵族属于最重要的政客之列。（51）各界舆论都不那么欢迎这些提案，它们未能实施。在双方就欧洲的规章或指令对联合王国的影响产生分歧和冲突时，欧洲法院坚持欧盟法高于英国法，并且有好几次它还作出了不利于联合王国政府的决定。由于只有单一的议会，获得下放权力的苏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议会避免了这个困境。

然而，在实际上和实践中，它确实给位于爱丁堡的新苏格兰议会和行政机关下放了大量的权力。（21）法官不得不认同新的宪法形势：比起由议会通过的普通法律，一些由欧盟机构制定的法律具有更高的地位。调整公路、水路、铁路和空中运输的规划。

任何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要追溯到人身上，并且是每个个人，而不是集合意义上的人。当贤人政治为人所诟病的时候，我们却对依法治理的困境视而不见。权力无所偏好，但人性有所欲求。强调法制的中心是以法行政，即用法律管理国家事务，要求行政相对方服从法律的命令，否则要承担行政法律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

例如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在《行政法》指出：行政法定义的第一个含义就是它是控制政府权力的法。正如张尚鷟所言：（行政法）既是管理者进行管理的法，又是管理管理者的法。

行政权的内容从管理更改成服务，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立也转化成了合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要求相对人服从的行政权，只不过是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的权利，所实施的行政行为实质上也就是维护和分配公共利益、为相对人提供服务的行为。管理主义的权力内涵是管理，它与行政权的职能一致，都是为维护社会秩序、处理国家事务、调整官民关系的一种手段。相对人对行政权的服从，是出于对服务的需要，是对服务的合作和配合。

所有国家的兴旺都依靠一种个人、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正确的平衡来维护。杨解君在《当代中国行政法（学）得两大主题》里这样讲道：法律控制行政权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是防止权力的行使者滥用权力从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则是使行政权能有效地运作，从而使行政活动发挥效能并能尽为民服务之职责。关保英在《行政法思想史》中讲到：某些管理论者从‘分析实证主义出发，认为行政机关是权力主体，相对方是义务主体，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权力义务关系，权力义务不对等是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命令一一服从是行政行为的基本模式。而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只是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在行政法上，人们常借孟德斯鸠之名为控权主义辩护，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今天，认为政府机构干涉着我们生活中‘从生到死的各个方面的看法是很正常的。

因此，在对‘控制的理解上，切忌等同于‘限制，它不只是对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制，还应包括为权力行使者指明方向、提供行为依据和确立行为标准等内容。而管理主义的优越性便在于它能够积极地依法行政以及以管理者的身份对国家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控权主义的先天缺陷使它的理论难以为继，所以变形成了苟活的途径。人治法治之间与的争辩也往往因为离题而难分胜负，因为我们悬置了这么一个问题，即法律是由人制定的。但20世纪以来，行政权逐渐集立法、执法和司法职能于一身，我们既害怕这种日益膨胀的权力对民主社会的破坏，但又无时无刻地需求这强而有力的行政力。嫖客从不与妓女谈心，甚至为了洗清罪恶，除了诋毁，就是更严厉地诋毁。他们将行政法律责任的范围限于行政相对方的责任，不强调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机关是主管行政机关或行政裁判机关。不能否认控权主义的历史价值与启蒙意义，但也绝不能被其旧时的光芒所遮蔽。

建立公园并维持娱乐活动。控权主义认为权力的滥用是政制腐朽的根源，所以，控制权力便成了理所当然的结论。

保护个人的自由必然意味着限制多数人的权力：法院保护个人或少数人权利的权力的另一方面是，它限制大多数人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本身使人腐败，也不能断章取义地认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人的腐败。

人的自我保护在推却罪责上倒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正视问题上却显得无能为力。北京大学罗豪才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一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平衡》中提出：平衡论的基本含义是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义务在总体上是平衡的。

从已知与已知之间探求一种聊以自慰的因果关系实属容易，但从已知中推演出令人信服的未知确实困难，而行政法上的控权主义便深得方便之道。权利与义务、国家与个人、命令与服从，我们看到这些虚伪的管理论者恶毒地将管理一词抹黑，却使其穿上神圣的外衣一一国家利益至上。为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提供各级教育。关保英在《行政法思想史》里写道：‘服务论所主张的核心观点是，行政法要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和谐一致的目标，必须建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服务与合作关系为宗旨。

因此，当我们深痛恶觉地对权力大肆批判的时候，却让真正的凶手——人，逍遥法外。管理主义必须以崭新的姿态面对21世纪的行政困境，以人为本，将管理精神寓于有限的理性，让国家与公民和谐共处，使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携手共进。

管理主义以管理为出发点，理性设计统一有效的管理体制，将个人正当利益的有效实现作为合法的社会利益基础，权力的约束与行使都因受管理制度的规定而处于合法合理的秩序。狄骥：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相互服务与合作的社会连带关系。

这些理论似乎抓到救命稻草，以控权为核心，与管理主义、服务主义和平衡主义相杂糅，但没落的控权主义摇身一变，成了滑稽的四不像。专制、独裁不是权力滥用的产物，而是人滥用权力的结果。

其次，控权主义与平衡主义的结合，亦是失败的嫁接。看似合乎常理的控权主义，只要仔细剖析，我们就会发现，其思想逻辑上有一个隐蔽的大前提——权力的恶倾向。控权主义在一幕又一幕的失败下收敛起自己的壮志雄心，在历史的舞台上，它曾经多么显耀。名言误用，实质上是我们对声望的盲目崇拜以及对断言的惰于思考。

此文谨作抛砖引玉之用，愿管理主义者重拾信心，奋发进取，则吾道不孤。既表现为行政机关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也表现为相对方自身权利义务的平衡。

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在《美国法律史》讲道：人们期望的法律来保护的最微妙和最易变动的平衡，是在相互冲突的权利之间，尤其是在个人权利和整个社会的权利之间的平衡。在这充满无限同情之下的苦难，只能由有限理性的无奈与悲哀作抚慰。

而现在，当我们剥下那可耻的外衣之后，看到的却是早已入木三分的污浊。哈洛在《法律与行政》里讲到：和韦德一样，亚德利视法院控制为行政法的中心部分，但是，他把法院控制的功能解释为‘控制权力，以及在行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专门机关）和公民的竞争性利益之间保持一种公正的平衡。